是枝電影是暴露而不撫慰創傷的藝術，對於矛盾和問題，它不訴諸于想象性的和解或解決，做我的奴隶往往只是通過創傷後的一種“想象的共同體”加以緩釋。它不傳播“正能量”，不宣揚尊嚴體面、家庭和睦、階層流動與和解、綠色環保這樣的中產階級價值理念，這同當前日本這樣一個極度秩序化的社會是匹配的，正如吳曉東老師形容的，在當代日本，“現代統治管理的日常化和體制化，使個體越來越限於被約束、被規範的境地。無形和有形的規訓全方位地吞噬個體的空間與時間，福柯的預言越來越成為現實”。人們雖然還保有美好的期許，但以“個人”之力挑戰和改編社會秩序已極為困難，所以是枝電影有宿命感，並且始終注意捕捉無力的底層的“微芒”。比如《日韩欧洲亚洲SUV》，講實現不了的願望，沒有奇跡的奇跡，註定分離的家庭，終究沒法改變卻又改變了什麼的生活。19年6月1日於小西天。